2011年7月21日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(下簡稱FDA)頒布了《移動設備醫療類App管理草案》。這是一道官方性質的條令，對“病情”進行診斷和提出治療建議的醫療類App受到很大影響，而提供健康飲食習慣和鍛煉計劃的App受到的營銷較小。

該草案大意如下：標簽、宣稱、廣告等口頭或文字描述中有診斷、治療、疾病預防等用途的App將被納入管制范圍，例如廠商宣稱手機的LED燈源可作為診斷光源，或宣稱軟件可以用于分析血糖儀讀值時。草案對于相關醫療器材的管理可參考FDA醫療器材資料庫。

受限的對象僅限于有“實質制造行為”的軟件開發商，不包含經銷商，如設計、貼標、或提供云端醫療的開發商等。

不幸的是，當時醫療類App正處于上升期。根據Health It Now網站的統計數據，從2010年到2011年，App Store中醫療類App銷售量上升了250%;預計到2015年時，全球會有超過5億人手機中裝有至少一款醫療類App。當然了，前提是沒受到影響。醫療類App的市場競爭激烈，高度需要創新，可想而知這個草案會有多大影響。

結果便是，要將一款醫療類App在FDA的管制之下推向市場，需要大約72個月和額外的7500萬美元支出——這大概占總開發成本的77%。

Health It Now網站的執行董事Joel White解釋道：“一個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報導指出，從向FDA提交程序到最終發布的平均時長是31個月，這么長時間，足夠任何程序更新換代多次。而這并不代表FDA關注的是程序是否應該被限制，他們的評判標準是這樣的：醫療類App一般和電子表格、信息管理App一樣，有著普遍、卻不屬于我們管制范圍的問題，但是其中確實有一些能影響用戶生理狀況，App開發商并沒有提供“適用于所有人”的證明，所以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可能導致結果偏離實際，這些是我們管制的范圍。”

提供“醫生為患者診斷的新方式”的在線診斷類App不一樣，一些醫療類App提供血壓測量和脈搏監控等直接面對用戶健康狀況的功能。

例如WellDoc推出的“糖尿病管家”，實時對2型糖尿病患者身體狀況進行反饋，并提供臨床決策，而實際上這些決策的執行需要醫療設備作為基礎。WellDoc的副總裁Demir Bingol說，“我們推出這款App可能會帶動類似App的出現，但我們認為這類App最需要的是效率和安全性，而這正是我們一直致力于達到的標準。”

草案用詞并不明確，這意味著從“根據科技發展和FDA自身能力”大方向，到“移動設備上的醫療類App”定義、App反饋對于用戶人身安全的潛在威脅等等細節，FDA都會檢測并分析，以決定應該對其施加怎樣的限制。

重點并非是App更新換代迅速，而是隨著App更新，FDA應該怎樣利用原先的分析結果，推翻然后重新來過嗎?更深層次而直接一些的問題是，FDA可靠嗎?

即便是隸屬于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醫學研究所，也只是說FDA的分析“有時”是對的。

“除了FDA，還有很多機構對醫療類App有著管轄權，例如FCC, FTC, CMS和ONC，只是他們的權力沒有FDA那么大，”Joel White說，“國會應該對此做點什么，醫療類App行業需要他們支持。”

Health IT發現，反而是因為FDA一道道檢測手續，導致開發和銷售推遲，最終間接改善了人們身體健康狀況。

《美國醫療保障的歷史和發展》一書的作者Thomas Loker表示這個情況是意料中的，“醫療類App的發展已經到了臨界點，若不加以管制，整個軟件開發行業和公民們都會開始自發拒絕它們。一直以來，不管醫療保障相關產業與立法者們的關系如何，產業發展的結果對公眾都是弊大于利的。”

與FDA打交道的經歷對于開發者是一筆寶貴財富。很多開發者都是年輕人，沒有發布App的經驗，碰上FDA嚴格的檢測會不知所措，認為自己準備不夠充分并試圖改進。但同時也會有部分人決定轉移開發重心，規避FDA。現在醫療類App的開發必須嚴格遵守管制草案，于是一些公司選擇終止開發，一些公司選擇嚴格遵守，即放慢開發進度。

Joel White對此表示：“開發者如果為了繞開FDA管制而使App變得難以使用，那么App對用戶的安全威脅就大大提高，價值也不復存在。”

醫療器械和輻射健康中心的國家政策研究部門副主任Nancy K. Stade在一封寫給FDA的信中指出，“72個月和7500萬美元兩座大山，會阻止一些真正對用戶有益的App的開發和使用，這對于公眾健康是不利的。”

最終結果是醫療類App“被”停止了發展。

不用過多久，我們就能看到這個草案的最終歸宿。因為對于移動設備上醫療類App的立法包含于《醫療器械用戶收費法》，眾議院和參議院將于6月底討論出結果。國會指明要參議院參加這個立法討論，一方面是為了合理管制移動設備上醫療類App，另一方面則是保持這個市場的競爭性。